非苏联”。

        这条被佐尔格发回莫斯科的情报对之后的苏联战略布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让对日军高层战略知之甚少的苏联高层第一次系统了解到了日军的未来战略方向和意图，军事上的战略部署和政治外交上的应对态度也就自然更加游刃有余。

        在向莫斯科汇报日军大大小小各层级和各方面细致入微情报的同时，佐尔格还向当年处在困境之中的我党通报国民党军队动向。

        其向我党提供的国民党情报之细致，甚至连最新采购的武器型号和抵达日期及装备部队都一应俱全，在装备海外购进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尚未训练完毕形成有效战斗力时，工农红军便已经拿到了自己未来将要面对对手武器的所有详细数据和相关情报。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长达五年的中国之行。

        在自己的日记本中，感怀自己在中国期间所有经历的佐尔格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语。

        “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和信仰，我真想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毫无疑问，我现在已经深深地爱上这个国家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于战略决策上的需要，在苏联谍报人员中堪称对日本最为了解的佐尔格随即受命被派往日本，旨在搜集任何日本对于苏联和中国的下一步战略意图以及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高层决策。

        凭借德国博士身份的掩护，与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关系极好的佐尔格在日本高层可谓是畅通无阻、来去自如。以至于连日本在东京的高层人士和社会名流想要邀请风度翩翩的佐尔格还要看日程表排队，能够邀请到德国博士佐尔格出席宴会在当时的日本东京可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1937年，得知了日本攻占南京之后的佐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在极度愤慨中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残忍暴行。

        兼职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的佐尔格将这一幕幕场景全部记录在了自己的相机里，并发回德国国内和苏联留作证据，为日后揭开日军惨无人道又死不认罪的暴行留下了张张铁证。

        时间到了1938年，在日本高层已经是如鱼得水的佐尔格赶在日本战备完成之前就拿到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情报，并紧接着将之发回了莫斯科。

        得知了日本关东军正在为北上入侵积极做准备的苏联红军由此大幅度加强了戒备，凭借着佐尔格精准的情报在日本关东军之前完成了所有战备工作。

        到了诺门罕战役爆发前最后一个月，四处奔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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